回顾2018年，受外部贸易摩擦冲击，内部结构调整压力，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展望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再度出发。
2019年下半年经济指标可期
“传统领域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往中高端走，新兴领域如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势头还是相当不错的，不管是新能源车、无人机，还是信息经济方面，都有不错的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4％，势头很猛，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前两年都是接近百分之百地涨。“看实体经济的角度，不同的领域不一样，整体上因为各类比较优势在慢慢地削弱，成本在上升。”
但是，牛犁指出，实体经济这个阶段比较困难，一是搞实体、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上升的，不加工钱雇不到人；第二，土地成本、房价上涨，企业的厂房用地成本不断上升，是这些年累积的结果；第三，能源原材料2016年初见底以后持续上升，尽管短期内油价有所下挫，但是总的来说能源原材料这两年始终是上升的，包括原材料物流相关的费用都很高。
此外，牛犁表示，现在下大力度环保督察，在解决环境治理这些问题上要解决环保的欠账，但是制造企业不增加，大量增加环保的投入，环保的开支肯定是急剧增加的。
“目前全球性的趋势就是金融危机过了以后经济慢慢恢复，大家的货币政策要往正常回归，美国已经加息了8回，许多国家不断在加。咱们没加息融资现在不仅是贵、难的问题。”牛犁说，从资金来看，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跟物流、环保资金这5个再加上税费成本，尽管政府这几年降成本，通过改革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每年也减下来1万亿元，但是企业的税费成本仍然较高，企业难挣钱。
对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向《经济》记者表示，预计2019年我国经济还有一定的下滑空间，但是增速会稳定在6％以上，“2019年经济会实现触底，乐观的话是在上半年，悲观的话是在下半年”。
2019年经济的亮点很可能来自于消费。“我国经济已经从之前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增长阶段，增速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是经济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消费已经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而第三产业也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结构的调整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减少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大幅的减税降费来改革，来提高消费率，提高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消费的增长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亮点。”
杨德龙表示，中国经济过去40年实现了高速增长，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活力，我国也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未来40年，我们要通过减少贫富差距，减税降费刺激消费增速，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等这些方面来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要我们能够实施这些方面的支持政策，能够真正激发消费的活力和企业的创新能力，那么我国经济在未来40年还会创造奇迹。”
美联储流动性收缩、美元升值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又会给2019年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2019年中国实体经济将面临较大压力。美联储流动性收缩或是美元升值利好于中国企业的出口，但真正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则是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从已经对500亿美元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情况来看，征税商品出口美国急剧下滑，若未来中美没有达成关于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协议，这部分商品的生产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经济》记者表示。
乾明资产高级研究员金山对《经济》记者表示，美联储缩表、加息以及传导至美元升值，都会给我国的经济整体造成压力。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外汇流出、外储减少，到期美债无法续约或新增，必然会造成国内市场的流动性紧缺，从而抬升国内的资金成本，造成经济的整体减速。
“2019年年初整体经济应该不会明显改善，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还未到达底部，当然，从可见数据来看，2018年经济的整体增速还是比较不错的，市场的下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过多的悲观预期被注入，传导至市场。随着贸易问题逐步磋商解决，中国政府减税政策落地，以及逆周期投资项目的业绩兑现，2019年下半年经济指标将会有明显好转。”金山称。
而在金斧子创始人兼CEO张开兴看来，美元升值不会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过多影响。
“从1970年代到现在，美元有三次大的升值周期，前两次都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第一次是19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当时美国银行借了太多钱给拉丁美洲国家，后来美元升值导致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债务不可持续。第二次美元大幅度升值是在1990年代中期，那次带来的是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也就是过去2－3年，美元在经历新的升值周期。”张开兴对《经济》记者表示，美元升值最直接影响是其他货币资产面临抛售压力。一旦短期内资本大量外流，可能会出现股市、汇市大跌，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债务危机。再就是对全球贸易产生遏制作用。理论上，美元升值，其他货币相对贬值，将使这些经济体的出口改善。但事实上，美元走强会增大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通过打压消费预期抑制总需求，进而遏制国际贸易。
“不过2019年我们相信中国组合拳有机会化解美元升值带来的压力。2018年美元升值也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不一样。”张开兴表示，一是美元还有多大的升值空间？二是新兴市场应对美国加息、应对美元强势的能力怎么样？从实体经济来看，美国经济景气指数是领先全球的，复苏很快甚至接近过热。再看欧洲经济复苏刚刚开始，所以货币宽松方向很明显。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讲，美元还有升值空间。
“具体到中国，有很多人觉得美元加息碰上了中国连续的严监管和去杠杆，时间不好，我觉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加强金融监管、打破刚兑、去杠杆才使得金融风险一定程度得到暴露和化解，为我们应对美元强势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的金融波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据此，张开兴认为，目前宽信用、宽财政、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组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下行情况下货币放水带来的人民币相对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压力，财政政策方面减税与加强公共支出投入，既解决结构问题，又有利于促进内部需求，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美元升值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过多影响。
正确看待GDP增速变动
过去中国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资”和“强出口”。而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经历的代价，以及迈向新增长模式的开始。苏剑认为，“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为“常规”，而增长的动力也将从“规模红利”转向为制度和生产力的“效率红利”，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兼产权研究所所长黄少安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2019年宏观经济形式难比2018年更好，要警惕“滞涨”出现。在他看来，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都存在很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几乎没有准备偿还的，企业债务会加剧企业困境和破产，家庭债务会使得人们寄予重望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打折；实际上留给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都不大，财政政策需要国家有钱或国家减税，空间有多大？现行金融体制下，央行增加货币供应后资金难免严重错配；前几年对国有企业期望太高，民营经济遭受重创，现在重视有点晚。那些夸大国有经济作用、实际上阻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人士应该反思和负责；实体经济应该提高质量，不要再错过结构调整的机会。实体经济如果从此扎扎实实地自主创新，也许中国实体经济可以凤凰涅槃。中美贸易战客观上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中国更加客观地认识自己。”黄少安表示，GDP增速下滑不是最严重的或最可怕的。如果不能实实在在重视技术创新、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实质性进展、金融体系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不能客观认识自己和世界、出现持续的“滞涨”，中国付出的代价将远远不是GDP增速下滑。
金山表示，中国GDP增速从4万亿之后持续下滑，但时至今日，市场已经可以坦然理解并接受这样的现象。
首先，中国GDP总量已经非常大，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基本完备，整体规模成型，中国已是行业覆盖面最强的国家之一。很难再发现大片未开发的市场可以给中国带来大体量的增长，所以增速逐步放缓是正常现象。
其次，从目前国家战略来看，中国也进入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面临着众多的产业升级问题，我们通过供给侧改革，逐步淘汰落后产能。而高端新产能必然要破坏曾经“短平快”的收益模式，开始进入长期投入，缓慢见效，收益周期长的产业模式特点，这种高质量的平稳增长模式也会从表面上降低GDP的增速。
再者，GDP靠“三驾马车”的增长驱动模式也将难以持续，基建、出口已经明显不能拉动增长，在新的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经济结构转型中，也将有一个摸索、缓冲的过程，结果也会导致GDP的增速放缓。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在健康的轨道上，只要加强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做好黑天鹅事件的预备措施，就能保证经济平稳地沿着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向强大。
对于这一点，张开兴也持比较积极的观点。“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很多人都担忧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一些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科学技术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而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取一些拉美国家发展中的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国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新路。”
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城镇化过程中更注重以人为本。一些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出现了许多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始终在有序推进，源源不断为经济发展输送劳动力，创造巨大的生产力价值。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6小时，而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平均每周工作34.5小时，欧盟员工平均每周工作36.4小时，就连一直以勤劳著称的德国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也只有34.9小时，均远低于中国。而在中国香港，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50小时，香港的财富也与其勤劳有关。足够勤劳保证了充足的劳动时长，即便是在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的今天，仍然能保证稳定的工业产出。
张开兴表示，对于最关键的破局因素——创新，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还是人才优势，我们称为工程师红利，高素质的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高端制造未来会有非常大的机会。现在很多院校都有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学院二三十年前很稀缺，现在每一个院校都搞计算机专业，总之，工程师人才红利结合人工智能、VR这些技术工具，就能带来非常大爆发性机会。
其次，衡量创新的重要方面也就是手握专利数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2017年全球各国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数据。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升至全球第二，更有望三年内赶超美国坐上头把交椅。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总量（国内＋国外），早在2016年就位列世界第一。中国正在成为知识产权“强国”。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从2003年起，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7年同比增长13％，达48882件。而2016年，中国终于压过传统创新强国日本（48208），首次升至全球第二。排在首位的美国，申请数达到了56624。
而中国独角兽时代全面爆发也证明了我们创新方面的潜力，全球共计214家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企业占据了55席，由此中国也成为了拥有独角兽公司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中国独角兽进入了全面、迅猛爆发的阶段。
“相信技术创新潜力，相信科创板，我相信中国GDP增长放缓只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周期，我们还有机会迎接下一轮的康波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张开兴表示。
对此，牛犁表示，GDP增速问题要客观地、一分为二地、辩证地去看待。“一方面短期面临着内外部不确定性加大、风险挑战较多的压力。国际上美国货币政策的负面溢出、地缘政治的动荡因素、贸易战的因素，这三大挑战不确定，使得世界经济也面临着减速的压力，这是外部环境。内部企业正处在转型阵痛、结构调整的关键期，首先，2018年年初金融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严监管、去杠杆，这些企业都感觉到很难受，钱不好贷了，总的来说金融风险还是存在的；第二，地方政府存在隐性债务压力；第三，房地产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还没回归到持续健康，现在房价还是偏高的，但是又不能大跌，大跌了经济也扛不住，所以这是个两难的选择，房地产怎么样走上长效机制，发展轨道还没有。”
另一方面，从有利的、好的方面说，“如果真的有明显大幅减速，2018年定的6.5％左右，现在好多预测全年6.6％，完全是在合理的区间运行的，如果再进一步滑出合理区间的话，政策还是有空间的，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都有余地”。
同时改革开放40周年也在回顾，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不停地在研究出台，许多慢慢见效，就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开放还是有空间的。“博鳌论坛我们宣布了包括汽车和飞机这两个制造领域，包括金融相关的一系列服务领域的开放举措，这些落地以后会带来新的增量。”在牛犁看来，最重要的是市场潜力非常巨大，遇到贸易保护、贸易战等外部因素的时候，14亿人的消费是重中之重。
“所以政策有空间，改革有动力，开放有余地，加上市场有潜力，总体上这点自信是要有的，这是从短期的因素来看。”牛犁表示，从中长期决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角度，不管是总量，还是GDP，我们的盘子大得很，再增的时候边际递减符合经济学的内在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服务业的比重力增加，导致增速是要放慢的。“咱们服务业的比重这些年越来越高，服务业比重一上来，经济增速就要慢慢减下去，因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偏低的，要自己跟自己不同的产业比，不能拿中国的服务业跟美国的服务业比，最简单的道理，同样一个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工厂里看了一台设备，一台机器一年下来创造的增加值是很多的，去商场超市当服务员或者是饭馆里端盘子一年创造的增加值很小，这就是简单的对比，同样一个人干不同的工种效果不一样。”潜在的增长能力在往下走，这是中长期的历史趋势。
化解压力的具体举措
2018年货币超发滞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2019年，中国经济该如何应对？
苏剑表示，中国未来需进一步落实各项减税政策，包括企业和消费者的税费减免，激活私人部门的生产和投资热情，释放消费者的需求，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未来稳增长仍需要适当的货币刺激，关键是如何实现资金朝着实体方向流入，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如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而且2019年美联储加息周期会缩减，一定程度上给予国内扩张性货币政策执行空间。
“在具体举措上，用宽货币取代宽信用，降低社会资金成本来刺激有效投资而不是宽信用来激励高杠杆投机；另一方面用大规模降税费来奖励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并激发经济活力，让经济增长更优化更平衡；而不是通过高税收后的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来创造无效投资，扭曲经济结构，给经济带来不协调和不平衡。”新富资本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向《经济》记者表示。
至于企业如何去杠杆，苏剑表示，在增长中消化债务是完美的去杠杆化，即借助经济高速增长，资产价格上升，杠杆率下降实现的。面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方面通过适当的收缩货币的流动性，提升负债主体的资本压力，倒逼其去杠杆；另一方面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例如减税等，激发企业的发展动力，扩大企业收入，实现主动去杠杆。
对此，新富资本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历2015年以来的杠杆快速扩张，2018年进行了一场外科手术式的去杠杆，高杠杆、期限错配的企业债纷纷爆雷，市场信用大幅紧缩，给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历2018年的阵痛和清理，能活下来的大多是经济的健康肌体，政策需要有保有压，对于优质项目和公司，一方面可以考虑以债转股、并购重组的方式降低杠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债务展期、置换等方式来平衡资产和负债的期限，化解流动性危机。
目前这个时点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国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熊园告诉《经济》记者，这个问题要从几个不同的维度去看。
第一，2018年上半年之前，其实执行了一个相对比较严格的去杠杆进程，但是到了7月份之后，部分改为稳杠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往后看，我们国家去杠杆的方向没有变，但是会更好地把握节奏和力度。
第二，2019年稳经济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生态发展、高质量发展这些方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短期内比较巨大的内外部的约束之下，想要把经济快速稳住，做到止血，还得靠传统的投资，比如房地产或者基建，只不过依靠地产或者基建跟过去不太一样，肯定不会搞大水漫灌，比如搞基建，方向还是基础设施投资补短板，比如搞房地产投资，现在总的基调还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咱们可以跟过去两年一样，城市分类调控，在一些局部区域，做一些差异化或者精准化的调控。
第三，理解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还是要摆正一个认识，中国经济增速经过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句话的背后实际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在缓慢地下台阶，或者说增速不像以往那么高。因此经济下行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只不过我们需要知道下行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下行，还是因为短期实际外部冲击干扰正常的步伐，这个是不一样的。
而在具体的政策调整上，华泰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向《经济》记者预计，随着2019年经济增长继续回落，三季度可能放松一二线地产刚需调控。
“2019年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速都存在一定下行压力，预计GDP增速为6.3％左右，基建仍是稳增长重要工具。在2019年三季度附近，如果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有放松一二线地产刚需调控的可能性。”李超表示，2019年通胀的最大上行风险情形是“猪油共振”，即本轮生猪疫情出现加速扩散、同时国际油价在地缘政治事件带动下出现超预期上行，预计2019年经济类滞胀结构将表现得更突出，名义GDP增速较2018年继续下行，名义GDP作为影响长端国债利率的重要基本面因素，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有下行空间。
在李超看来，失业与国际收支状况将是政策底线。“近阶段我国就业压力已逐渐显现，需关注2019年个别月份数据有破5.5％的风险。失业率面临的上行压力或将对政策构成短期扰动。央行对于国际收支这一目标的态度更多是维持底线思维，也就是在不触碰目标底线的前提下仅仅保持政策关注。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经常账户转负现象可能在2019年继续出现。央行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以及官方外汇储备持续下降都会触及央行的国际收支底线。”
2019年，货币政策大概率转向略宽松，财政政策更加积极。“2019年货币政策大概率由灵活适度转向略宽松，央行依然会选择数量型中介目标作为主要调控对象，在三季度一二线地产政策放开之后，社会信用扩张才能得到有效恢复，社融和M1才有机会迎来反弹。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预计2019年仍将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未来仍可能通过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减税降费总规模预计高于2018年的1.3万亿元，同时预计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额度稳增长。”李超表示。
2018年10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政策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下一步经济政策重点继续强调“六稳”：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2018年12月2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9年重点工作，提出“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强化逆周期调节”“实现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新表述。
“接下来两三年我们要接受经济增速放缓、互联网红利和人口红利见顶的形势，很多行业进入下半场，股市不会出现大行情的情况。但我们看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不断边际微调，新经济行业不断发展，所以也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张开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中国经济稳健且充满韧性的经济基本面以及政府高层的不断政策利好，长期来看，对中国经济还是充满信心。
而这种信心来自于：A股市场低位，是低位布局，价值投资的好机会；科创板推出，中国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拥有资本市场助力；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包括供给侧改革大方向是对的，短期一定有阵痛；面对中美贸易战，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中国经济水大鱼大，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市场在持续增长方面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下定决心减税，中国做了这个历史选择将促使我们步入和美国一样股债双牛的长期牛市；打破刚兑之后权益类投资将释放大量红利。
稳重有变 变在何处？
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按照季度GDP增长，呈现出的曲线是一个不规则的M型，经历了两上两下，到2012年第一季度后，经济运行连续26个季度都稳定在8％和6.7％之间，2018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又从6.7％下降到6.5％。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向《经济》记者表示，综合国内外因素，当前和今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稳中向下的风险。
从外需上看，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出口增长不利因素明显增加。自2018年3月份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强度在不断增加，不但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了直接影响，更在信心和预期方面产生了冲击。因此，今后出口增长可能会出现减缓趋势。
再看投资，2000年以来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路水电气网、广场、大楼、公园、码头、港口、机场、车站已经建成，再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建设，公共投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在产业投资方面，在中低端制造领域产能严重过剩，投资过度拥挤，中高端领域技术门槛高进入难度大。这种投资需求大势不可改变，不过新兴产业投资和民营投资增长开始加快，会使全社会投资增长率降幅收窄。
第三看消费。同投资相比，消费是个慢变量。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大变化、社会保障水平没有大提高、消费环境没有大改善的前提下，社会消费增长变动趋势也不会出现转折性变化。目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提高的，但实质上是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带来的，这并不表明是消费增长加快引起需求结构变化。
今后，影响消费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2018年前三季度购买能力较高的城镇居民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5.7％，低于GDP增长率。可以预见在此收入增长条件下，居民购买力不会有大变化。另外，央行第二季度对全国50个城市2万个城镇储蓄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收入感受指数、收入信心指数、就业感受指数都比上一季度下降了。上半年只有24.7％的居民选择“更多消费”，而选择“更多储蓄”的人达到43.5％。二是传统产业改造，智能化、信息化的应用对农民工产生了大量替代，使农民来自打工的收入遇到困难。三是最近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了下降，明显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四是有好多人忽视一个问题，收入阶层分化、固化，从需求结构上制约了消费增长。目前，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阶层之间差距拉大，导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快、水平高，中低阶层收入增长慢、水平低。2017年与2013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口与20％的低收入家庭人口相比，绝对额、相对额都在扩大。对消费带来的影响结果是，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缺乏购买能力；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快、收入水平高，但边际消费倾向低，边际储蓄率高。这种趋势要是得不到扭转，消费就不会加快增长。
第四从资金供给看，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资金M1，2018年以来，M1增长连续下降，并连续多月低于M2，1月M1增长8.8％，6月份为4％，已连续4个月低于M2。它表明当前市场流动性低于上年。2018年1月份以来央行已经4次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同时，市场融资利息也在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依然突出。与上年相比，2018年市场资金是短缺的，资金供给短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
第五从汇市、房市、股市看，在美元进入升值通道以后，2018年6月13日第7次加息后，9月又加息一次。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在加大，汇率可能会很快破7。“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将是常态，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增长率都在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变弱。再看股市，在暴跌之后虽有回稳，但市场预期不确定，影响人们预期。
第六从工业实际增长看，当前在国内需求没有大变化，国际需求受贸易保护因素影响出现了紧缩趋向，这可能会给我国本来就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带来冲击，产能过剩将加剧，制造业可能会出现收缩。
马晓河表示，原有增长机制，难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新时代依靠原有增长机制和原有调控方式，很难将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周期。新时代需要新的增长机制，在原有增长机制下用传统调控办法，推动经济增长效果大幅度下降。所以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动大手术，无法用简单办法来解决。”
对于未来发展，马晓河表示，要培育消费打头、内需导向、中高端产业带动的增长机制。“如果增长机制不能及时有效转换，下一步经济增长率还会下滑。”
马晓河表示，从目前看，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成长和形成，既在供给侧，也在需求侧。从需求侧分析，从三方面可为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增长，第一，挖掘和释放中低收入群体被收入政策和社保制度长期抑制的补偿性消费；第二，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由人口城镇化和中产阶层成长带来的增量消费增长；第三，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社会消费结构转换，带来了新兴消费需求的增长。与需求侧相对应，供给创新也可从三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第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形成一批对经济增长能起到支撑作用的支柱产业；第二，发展一批能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带动作用的战略性产业；第三，发展形成一批能善于创新、对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高有推动作用的创新型企业。这批企业应该是没有所有制歧视的多元化结构。
大幅举债 不可持续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每次我们遇到经济下行的挑战，都是通过大幅举债来解决，那么该如何看待举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其实就是举债发展的后果。政府通过举债发展经济只会创造经济波动，而不会创造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导致中国近些年经济上行的动力没有可持续性，举债对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减日益显著。”苏剑向记者表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包括生产效率或是生产技术的提高，而举债则其实是一种提前生产或消费的举措，将未来的生产和消费发生在当下，所以短期会出现产出和消费的增长，但长期看，未来需要偿还债务，就会抑制生产和消费，导致经济下行。
“经典理论认为信贷是导致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信贷导致近周期的货币供应增多，提高杠杆加速经济上升。而远期因为债务到期，会造成经济减速甚至经济下行。”金山向记者表示，举债是一把双刃剑，举债合理，就可以使经济在更高的效率下运行，达到生产与需求的合理匹配；而过度举债，必然会导致偿还压力，从而遏制未来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危机。
金山表示，经济下行主要体现在收入较支出增速降低，杠杆结构出现问题。从2017年起，政府开始启动强有力的去杠杆行为，发布一系列的管控措施。初衷是降低杠杆比率，化解未来系统性风险可能。但没有预计到的是，此举的负面作用造成了经济的增长失速以及流动性严重不足，有了明显的下行风险。
“目前的稳经济、中性的货币环境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下行风险。因为举债就是加杠杆，势必会提高收益比率。政府发行债务，可以增加社会开支、投资，提振产业经济和消费。而投入到市场的流动性，会支撑债务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市场信心。”金山认为，从生产技术上来讲，目前正处于一个技术替换周期。几个较大产业链如消费电子、通信、互联网、汽车都处于上一代技术的投资末期，而新技术平台未能成型之时，这也导致了整条产业链的增长放缓从而传导至整个经济体增长放缓。
“不过相信随着未来货币流动性企稳，新产能、产业的升级完成，我们会迎来一波新的成长。目前来看，新的成长需要各行业联系更加的紧密，投资较上一周期金额更大周期更长，而生命周期也更长，势必会造成一个长而有力的资本牛市。”金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