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3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举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78期）”金融助力十四五新征程系列沙龙第21期在线举行。本期沙龙主题为“中小银行组织结构变迁与地方金融风险防范”。 上海金融学会理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研究发展专委会副主任张吉光线上出席并参与研讨。
以下为会议纪要全文：
非常感谢大金融思想沙龙给我这次机会，同专家做交流。对陆老师的论文不敢说点评，谈一点体会。从银行实务的角度来看，陆教授的论文从比较新的视角对城商行的重组进行了分析，有相关实证检验，这一点非常好，有些现实中的现象可能在理论上都能找到解答。之前我一直关注城商行的改革和发展，谈几点思考，正好和陆教授的论文相关，供参考，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商行改革重组简要回顾。第二，从银行实务角度，探讨不同组织架构的优劣。第三，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1
城商行改革重组的简要回顾
城商行的联合重组最早开始于2005年徽商银行的成立。当时重组有以下三种模式：
1、从N到1
第一种是从N到1，这里讲的重组是以省为单位开展的重组。从N到1是指，省内所有的城商行甚至包括当时个别留存的城市信用社，全部重组成一家省级的城商行，徽商银行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
从N到1的重组过程中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徽商模式，它是以合肥市商业银行作为载体，先更名为徽商银行，再把其他几家吸收合并设立了徽商银行。另一种是新设合并，所有地市级的城商行法人资格全部消失，重新设立一家新的银行。
2、从N到1+X
第二种模式是从N到1+X，这种模式江苏是代表。和安徽的情况不同，江苏重组之后还保留了几家城商行，形成了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和长江商业银行并存的格局。当时重组的是江苏银行，把除南京银行和长江商业银行之外的城商行，重组为江苏银行。保留的南京银行和长江商业银行当时都发展的不错，南京银行本身规模比较大，长江商业银行服务于小微企业，且在靖江县级市，非常有特色，所以当时被特批保留，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在省内多个牌照背景下形成的。
3、从N到N+1
第三种模式是学习德国模式，从N到N+1，以山东为典型案例，省内的城商行本身没有变化，但共同出资设立一个新的载体——山东城商行联盟。当时设新载体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集中优势资源，尤其是在科技和人才方面能够对城商行有所支持。
概括起来，后面的重组都在这三种模式中，比较多的主要是第一种模式。
重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从城商行发展历史来看，每次重组都有相似的地方。最早的重组是从信用社转化为城市合作银行，当时大背景是城市信用社面临比较大的问题，很多信用社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风险极大，出于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角度进行重组。第二轮重组是2005年后开始的这一轮，非常重要的动因是化解单体城商行的风险。在重组过程中，不同的地市级城商行的差异极大，个别地市级城商行不良率非常高，这是推动城商行重组非常重要的一点。目前还在进行的，包括辽沈银行、蒙商银行（包商银行前身）都是由于化解个体风险才重组形成了一家新的机构。
第二个动因是做大做强，提升整体实力，很大的背后动因来自于地方政府。当时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陆教授的论文中也有所涉及。当时浙江保留了省内所有的法人机构。为什么浙江会采取这种模式呢，因为它本身有一家省级股份制银行浙商银行，这和前面讲的城商行重组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像山东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看安徽省政府当年发的城商行重组文件，在重组目的里第一条就是做大做强提升整体实力，目前在严格监管下银行能提供的单笔贷款是有限制要求的，对单笔贷款不能超过资本净额的10%。原来的地市级城商行普遍规模很小，重组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资本金发生了变化，所以单笔可投放贷款的金额就放大了，所以做大做强和提升整体实力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
第三个绕不开的是服务于各省经济的发展，刚才也有提到，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紧密相关。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金融同样发达，可能是金融在里面起到了比较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各个省有动力组建省级城商行的非常重要的目的。
从这些角度，我自己观察得出一个结论，在我国的银行或金融体系发展的背后始终有一条主线，尤其从中小银行的发展来讲，就是风险和服务地方经济。所谓风险，是指监管放松尤其是市场准入，出现一些新的机构之后，多多少少粗放的发展会导致一些风险，处置风险就会出现重组。另外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省级或者各区政府的角度，为了支持经济的发展也有动力去组建跟省内相匹配的、可以控制的一些银行产生。
从重组效果来看，很难简单的下一个结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里简要抓取了一些数据，主要从资产的角度。我这里选取了江苏和徽商，在重组完的期初几年中，资产增速非常快，到现在江苏银行26000亿，徽商银行也是超万亿的。我这里选了北京银行，它是比较早在直辖市中是单一法人，增长也比较快，但整体看下来，这两家重组完的银行在做大规模上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其他的数据这里没有放，无论是从利润增长还是不良的化解角度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从规模或盈利的角度，联合重组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2
不同组织架构的优劣分析
从观察到的情况，在2006-2007年，当时关于流程银行和组织架构改革是热门话题，当时很多银行都在做组织架构改革。城商行本身的组织架构的形成和它的发展紧密相关，一开始它是一个城市信用社，只在某个区，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可以在单个城市开展业务，之后允许城商行跨区，可以在省外设立分行，再到联合重组，所以它的组织架构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形成。但不管怎样，我们观察城商行不同架构的优劣有几种模式：
一是传统的扁平化、以块为主的架构。除了极个别的像村镇银行之外，城商行多多少少有下面的支行在，至少是两级的。不管是大的省级城商行三级还是小的城商行两级的，多数都是以块为主，分支行决策权相对较大，在权限范围内可以自主决策经营、业务扩张等等。这样的好处是反应比较迅速，和当地所在区域结合紧密度比较高，灵活度也比较高。但差的地方在于总行管控能力比较弱，潜在风险比较大，但恰恰现在出风险的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尤其是跨区域的角度。最近这几年除了包商之外，因为包商涉及到它本身的股东因素，出现风险的城商行多多少少和这种模式是有紧密关系的。
另一种模式在陆教授的论文里有提到，垂直型、以条为主的架构。所谓以条为主是总行业务条线带有类事业部性质，从上到下拉条管理。这样的好处是总行的管控力比较强，体现了整体的实力，同时分支行可以在总行总体的战略业务安排下统一行动，信息传递比较顺畅，但这时候分支行的权利相对比较弱。这种垂直的架构不见得打破了总分支的外在架构。比较典型的是宁波银行，我们看宁波银行和其他银行在外在形象上没有差异，各地有分行，分行下面有支行，但从其内部运作的角度，它的分行和支行的权利相对比较小，它的很多业务包括考核都是直接从总行拉条垂直到底，这是它执行力比较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可能和它本身信息管控能力和科技支撑是有关系的。
相对来说，现在比较多的是条块结合模式。既强化了以块为主，也同时和条相结合。同时，我们把地方政府这样一个特殊因素考虑进来，现在的城商行除个别之外，地方政府在里面的话语权比较强，垂直型架构确实有利于这些分支行减少所在区域受到政府的干预。
从组织架构的优劣角度来讲，我自己觉得尤其是在2006年、2007年那次改革之后，大家一直在探索怎样把传统的块为主同条为主相结合，以块为主既可能比较多的存在政府干预情况，反过来说在目前中国经济体制以区域为主的情况下，如果和区域经济结合不紧密，业务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地市级分行的下面，支行基本都是按区设置的。
3
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1、干预与支持的边界问题
一是干预，城商行的发展包括很多中小银行的发展，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城商行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责任无限大的背景。所谓责任无限大，是城商行如果经营不善出现风险，地方政府多多少少要承担风险化解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完全放手让它市场化。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支持的问题，无论是从股东的角度还是支持地方经济的角度，现在很多城商行，从存款贷款业务的角度看，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支持还是非常大的。这里的边界，如果回到用指标或者用量化模型来衡量，可能需要斟酌考虑，怎样算是干预，怎么算是支持，尤其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基本上这些银行很难生存下去，包括过去这两年国内创新的一些新的方式，地方政府可以发债，通过这些资金来给地方性的中小银行注入资本金，支持它的发展。
2、做大做强和做小做精平衡的问题
陆教授的论文里提到一个问题，是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更能够服务中小企业？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记得2002年、2003年这个时候，当时我也参与，当时有过关于民营银行的争论，当时徐滇庆教授提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就是民营银行更能够支持中小企业，所以他当时提出的路径是放开民营银行。但我从观察看未必尽然，银行的定位跟规模的大小并不必然成比例，至少在目前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像宁波银行规模也不小，也是上万亿的城商行，它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本身做得也非常好，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我们看到很多大型银行在政府政策倡导下也在做普惠业务，像建设银行借助于本身科技推出线上化业务，一年增量几乎可以是几个城商行的规模，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做一些考量。比如过去在重组过程中考虑比较多的是化解风险的角度，本身它会把小的银行整合起来，因为大银行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一些，本身的资本金实力规模比较大，但这和它做小做精的定位未必是紧密相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把化解风险和自由发展做一个有效的统筹平衡，是值得研究的。
3、跨区限制和多层次银行体系的问题
陆教授在论文里提到建议放开城商行的跨区，但目前监管比较审慎，基本从过去几年停止之后目前不再新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当时有一个背景，我自己写文章也分析，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把一家城商行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可能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的业务是集中的，它的风险也相对集中。现在有很多小的城商行之所以风险很大，是因为它的业务局限在当地，当地经济又比较单一，比如是资源型城市，导致了大量风险的发生。所以，放开是有利的，能够分散风险。但反过来说，国内一个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相对健全的银行准入体系，它需要有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来同整个经济发展相适应。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当前监管限制城商行跨区发展，有它的逻辑合理性存在，因为风险会比较大，确实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跨区的个别城商行，最典型的像包商等出现了比较大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一些限制也是合理的。但是反过来说，未来的方向，因为银行业和其他企业不太一样，可能是更加完善的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允许可以给不同的牌照，有些银行就是在地方开展业务，有些银行就是跨区发展，在这样的顶层设计下，可以放宽准入和退出。
结合陆教授的论文，结合自己的工作，我谈一些体会，不一定正确，供各位参考，谢谢。
大金融思想沙龙
大金融思想沙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和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发起设立的高层次学术沙龙，分“全球领袖”、“政策专家”、“学术名家”、“业界精英”与“青年学者”五个系列。沙龙立足中国实践、紧跟国际前沿，为推动新时期“大金融”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大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搭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式的学术交流平台。“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大金融论纲》中系统论证了“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思想，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整理 李明
编辑 张必佳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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