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份以来，我一直都比其他评论者更赞同在疫情引发经济衰退后出现V形复苏的可能性（尽管我也不断警告说未来十年内许多经济体将面临多项结构性挑战）。但鉴于当前不容忽视的危机深度和规模，每当我表达这种乐观态度时总会遭到反驳。而随着7月份的到来，许多经典的短期领先和同步指标仍在指向一场V形复苏，正如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Haldane）所指出的那样。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增添了一点复杂度，但我长期仰赖的每周和月度指标仍然有效地实现了信号与噪声的分离。我在刚刚出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的那段时间协助制定了一个“全球领先指标”指数（GLI），该指数比经合组织长期使用的各项指数反应更快且同样准确，同时也更能预测金融市场行为。
自从七年前离开金融业以来，我仍然每月关注着那些构成GLI指数的公开数据，其中包括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相对于库存的新订单金额、每周失业救济申请人数，比利时商业信心调查和韩国每月出口数据。如果还想获取有关全球经济状况的其他提示，则可以关注其他国家的PMI调查以及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这类每月调研数据。
除了这些短期领先和同步指标之外，还有一些关注更广泛的财经状况的指标。当新冠肺炎疫情在2月下旬到3月之间冲击韩国和意大利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危机将扩大到全球大流行的程度，金融市场也对此做出了反应——各大股市急剧下跌，全球金融状况显著收紧。
上述所有高频指数也因此全面崩溃。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3月和4月间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来缓解冲击，但韩国出口依然急剧下降，各地PMI指数都出现暴跌，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失业率直线上升。这些趋势都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发达世界的暴发式传播所致，一方面感染率上升，另一方面经济惨遭封锁。
自那以后疫情开始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美国大部分地区蔓延开来。大面积出现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加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整体封锁措施，为这场危机赋予了一种世界末日式的戏剧性特质，也无怪乎许多人会对乐观的看法存疑。
即便如此，当前的各项高频指标仍然表明可能出现V形复苏，毕竟世界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绝对算得上大手笔的经济对策，并动用了异乎寻常的货币和财政措施加以干涉。许多国家政府的应对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抗击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的时候。
诚然，政策制定者所侧重的并不是经济刺激，而是当下的医疗卫生和经济紧急情况，但是许多最重要的危机应对举措仍将继续发挥其长期效应。比如通过补贴休假方案以在封锁最严峻时维持家庭收入的举措，在许多情况下都提高了储蓄率，并将转化为未来的支出增长，而这还只是最近几周金融市场指数大幅上涨的众多原因之一。
这些现象可能算不上常态，但通常来说这种回升意味着经济可能复苏。此外许多关键的高频指标也在改善，有些甚至相当显著。美国就业数据和美国、欧洲及亚洲PMI指标都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面临着各项挑战，但财新服务业PMI指数已经在6月升至108.4的十年高位。对于那些质疑中国数据有效性的人来说，要记住该指数曾经在2月一度跌至26.5的低点。此外韩国的各项出口数据也明显强于前几个月（尽管仍比去年同期低）。
但是所有这些迈向V形复苏的动向显然都是暂时的。倘若主要经济体被迫再次关停，关键的高频指标和更广泛的金融状况无疑会再次恶化。但如果封锁仍然只是局部和暂时状态，医疗卫生系统继续扩大病毒测试范围，尤其是开发出疫苗或更有效疗法之后，那么经济前景就不会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般黯淡。
如果确实出现了V形复苏，那就很有必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务（例如未来增长的质量）之上。我们绝不能重蹈2009~2010年的覆辙——就生产率的提高和包容性而言那场复苏远远算不上理想。政策制定者需要比十年前更富于想象力和激进地思考。
（作者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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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奥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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