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40年的历史，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的、强大的国有企业与代表新兴的市场力量的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是从国家宏观层面到企业微观层面的一个热点问题，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认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原文 ：《民营企业对“竞争中性”的诉求》
作者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成刚
对“国计民生”的再认识
在中国，互联网与商业结合的切入点是传统经济活动中最“计划”的环节，包括商业渠道（将链条过长，封闭改造为“买卖直接，公开透明”）和由于传统银行长期的懒惰和封闭，使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轻易地找到了在线支付和重建信用关系的突破口。民营企业做的买卖越来越大，而且显然已进入所谓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它们自主建设了诸多的支柱性产业，成为新基础设施的供应者。马云在2017年的义乌互联网大会上提到一个观点：互联网是未来的生产关系。
2017年，华为已连续占据国内交换机市场份额第一，在全球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苹果；福耀玻璃占据中国汽车玻璃市场份额的75%，占据美国中低端市场的95%。在信息资讯市场上，腾讯、微博控制了社交流量，百度勒住了搜索入口；在流通市场上，阿里和京东控制了50%以上的服装、家电零售，顺丰和“四通一达”等则掌控了物流；在生活服务市场上，美团点评、携程、58同城、智联招聘等公司渗透到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金融服务市场上，阿里和腾讯在移动支付环节上形成双寡头；在国际贸易市场上，阿里的跨境电商业务正在把零散的对外零售贸易商统一到信息平台上。
“竞争中性”原则
2018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发言，提出“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199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联邦竞争中立政策声明》中最早提出了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的概念和政策。其涵义是，在政府重大商业活动中，政府不能凭借公共部门所有者的身份，利用立法或财政权力，获得优于其他私人部门竞争者的完全竞争优势，在非盈利、非商业活动中则不适用此原则。该概念被提出后，很快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接受。2005年，OECD在《OECD国有企业指引》中就体现了竞争中性的内涵。2009-2012年间，OECD连续发布了多项关于竞争中性的工作报告或图书（有两个已在中国出版），它首次确认了竞争中性的8个标准：简化国有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厘清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和补贴中性、政府采购中性等。由此，竞争中性成为OECD国家通行的技术性规范，完全与主义无关。
2018年以来，由于内部经济转型、去杠杆，外部中美贸易摩擦等各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叠加，普遍呈现出“融资难”的问题。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随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
立足“竞争中性”原则发展民企
目前民企的经营困难，并不只是缺资金造成的，以下几点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此前所有制理论政策改革的红利逐渐消失，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管理经济的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待以“竞争中性”为基本原则的与时俱进地再改革。在历时二十年的互联网运动中，中国新兴的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呈现出互联网技术和量子思维的无边界等特征，他们以技术与商业模式改变了很多产业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技术驱动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可逆的刚性特征，需要与此配套的制度的变革。
“融资难、融资贵”不是问题的本质。银行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分配资金，规避信贷风险。按照这个原则，银行应当公平看待各类企业配置资金，才能保障资金效率。对不同企业有亲有疏，就会错配。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有关联性，国有企业背后还有政府的背书，这就使不同所有制企业贷款的风险性出现差异，银行因此会区别对待。
企业的“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唯有一些企业死了，留下的才能“生”出质量，“生”出品牌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很重要，“死”同样重要。企业的死亡与退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也是提升经济高质量的要求，因为经济的高质量不是通过推出的政策本身有多高水平，而必须落实在微观的企业个体的质量与效率上。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哪届地方政府愿意让一个国企业在自己任时死掉，所以就不惜成本地输血、挽救，很多成了僵尸企业。核心的问题是谁该“生”，谁该“死”？掌握资源（包括提供政策）的政府与银行应该以“竞争中立原则”进行科学、公平的选择。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9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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